红军肃反是毛指示的吗

发布时间:2018-10-12 来源:常识 点击: 当前位置:菩提文摘网 > 生活 > 常识 > 红军肃反是毛指示的吗 手机阅读

篇一:红军肃反是毛指示的吗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二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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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简史》
 
   · 前言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 第二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 第三章 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
   · 第四章 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
   · 第五章 共和国的成立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 第六章 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 第七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 第八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
   · 第九章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第十章 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
   · 后记

第二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一、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这个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此,同北洋军阀一样,它仍然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


  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然而,这时的党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但是,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断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着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


  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10月初,起义军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湘南。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于9月9日发动。在进攻长沙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随后进行着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2月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参加革命斗争,一部分到广西左、右江一带同农民起义军汇合。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的武装起义。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一部分很快地失败了。它们的失败证明:在中国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这就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尽管这时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然而,中共中央没有认清形势。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这次会议后,一些地区盲目暴动带来的惨痛失败,使中共中央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题。1928年4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为什么革命处在低潮而党内却会出现“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呢?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和许多共产党人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满腔愤恨和复仇渴望,像一团烈火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们容易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并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认识水平误看成是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在各地武装起义蜂起的时候,中共中央仍然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依旧放在城市。实际上,从外国搬来的“城市中心论”是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在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这里后,抓住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的破裂的时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并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有了初步基础。红军肃反是毛指示的吗。


  朱德、陈毅率部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当地农民举行湘南起义后,向井冈山转移,于1928年4月下旬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在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苏维埃政府后,红四军接连击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发展和巩固。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平江举行起义,组成红军第五军,12月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初始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工作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的逐步稳定,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红军中有人对于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缺乏信心,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928年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回答了这个问题。决议指出,由于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至连续不断的战争。红色政权可以利用这种条件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只要有继续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有很好的党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有很好的群众,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红色政权就能够存在和发展。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代表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二、革命运动的复兴和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84人。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尽管六大存在着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以及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等缺点,但大会决议传达贯彻后,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六大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会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并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李立三等三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他虽被选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党的六大后的两年间,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了。


  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党的建设,党的组织有了较大发展。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员已达到6.9万人,1930年3月,又增加到10万多人。1930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造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强调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党的干部要做到“职业化”和“社会化”,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六大后,工人革命力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到1929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共有近四万人。农民抗租、抗粮、抗税的斗争,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以及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都有所发展。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特科工作的领导。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科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领导。这个时期,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各根据地的党组织抓住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地方武装有很大发展。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共有两万余人,成为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在领导红军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自觉地把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同旧式农民战争严格加以区别。在井冈山时期,他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发生错误的。


  为了解决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的问题,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内,土地革命有很大发展。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县《土地法》。次年春,兴国等县全面展开分田运动。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提出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在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人民生活得到显着改善。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领导贫苦农民向着封建土地制度猛烈开火这个事实,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红军进行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对各地红军、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经过艰苦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懂得,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不久,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和进步军官董振堂等率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这期间,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重大胜利。


  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创的道路,是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发展农村根据地的系统经验,而且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着作中,从理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阐明。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以及有关这条道路的理论的初步阐明,是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反对本本主义》文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深刻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坚持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远的战略眼光,提出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思想,从而为中国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尽管革命的发展还会遇到挫折,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最终走向胜利的。


  三、王明“左”倾错误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


  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成立了实施这个计划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9月下旬,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全会前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开始得到纠正,全党工作开始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可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事情陡然间发生了变化。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


  王明还散发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夸大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些主张,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气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论装饰,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王明为什么能够上台?原因在于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当王明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失去识别和抵制的能力。


  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由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明要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即将前往中央根据地,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


  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进攻。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亡国惨痛之中。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


  这以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这时,摆在党面前的问题是,正确认识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出现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然而,临时中央虽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张,却不能正确认识并处理这些问题。它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一类脱离中国救亡实际的口号;继续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推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作出的许多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发展。


  “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一批共产党员坚持斗争,团结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国民党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下,一些左翼文化工作者通过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传播进步思想,并注意联系中国的实际,创作出大量社会科学着作和文学艺术作品。以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等组织为核心的左翼文化运动,对推动中国近现代进步思想发展和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逐步地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的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使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左”倾错误领导对红军反“围剿”斗争的不利影响愈趋严重。


  1932年夏,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再加上“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指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二军团先后退出原有的根据地,在向西转移过程中,分别开辟了川陕根据地和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2年底,国民党军队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周恩来、朱德从实际情况出发,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当第四次反“围剿”进行时,临时中央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根据地。党在上海成立中央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间接连遭到破坏,到1935年7月停止活动。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


  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策。为了排除障碍,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临时中央在福建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他们都是当时军队和地方的重要负责人,“左”倾领导人反对他们的主要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


  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1933年11月,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这对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但“左”倾领导人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不肯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使红军坐失良机。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后,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全会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形势,宣称中国革命进入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十八天血战,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此前,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队,还组成以方志敏为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但这支深入敌后的孤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方志敏被俘后,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等不朽篇章,1935年8月在南昌英勇就义。


  党的六大后,革命运动出现复兴局面。由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结果导致除陕北以外各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这个教训是惨痛的。


  四、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三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益明显。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度。


  这时,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遣将,等候红军到来。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上,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报告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次渡过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在渡过金沙江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四川境内的大凉山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渡口和泸定城铁索桥边。随后,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懋功(今小金)地区同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为确定会师后红军的行动方针,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不久,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的有利形势蒙上了阴影。


  8月初,红军分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下旬,右路军穿越草地后,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坚持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但他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9月17日,陕甘支队在彭德怀的率领下一举突破甘南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决定前往陕北,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由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同从鄂豫皖根据地先期长征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合编组成)会师。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已经南下的张国焘于10月5日公然另立“中央”。193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南下红军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只剩下四万多人。这时,中共中央一再电令红四方面军北上。从苏联归来的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要他取消另立的“中央”。这样,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历经艰险,在1936年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的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间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二万多人奉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惨烈地失败。


  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的领导下,独立地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极端艰苦的游击战争。他们在同中央失去联系并被敌人分割封锁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阵地。留下坚持斗争的翟秋白、何叔衡等许多人壮烈牺牲。


  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在杨靖宇等的领导下,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力量。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红军在长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中华大地上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胜利会师,其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五、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侵略,使平津上空战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在1935年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运动。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支援学生斗争。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红军肃反是毛指示的吗。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已处在政治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在此之前,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不久公开发表。


  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失时机地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表明党在继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表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党组织,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人到上海,与那里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日本的态度,在华北事变后也发生了变化。据此,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


  但是,蒋介石仍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他于12月4日到达西安后,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以迅速行动包围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同时,第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陪同蒋介石到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此事。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承诺。


  西安事变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如果国民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两大政党和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引起巨大反响,并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此后,延安成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红星。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大力加强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政治建设。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接着,又召开党的白区代表会议。7月和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其中的两个部分后经修改,以《实践论》、《矛盾论》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高度,着重揭露和批判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这些都为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准备。


  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多次谈判。尽管局势发展还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内战的大势已经出现,国共两党的高层谈判已经开始。历史的潮流正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阶段发展。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曾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埋头苦干,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奇迹般地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年的历史证明: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十年中,党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几度犯过“左”的错误,但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汲取教训,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的阶段。

篇二:红军肃反是毛指示的吗

《蝶恋花·答李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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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恋花·答李淑一》

  年代: 现代 作者: 毛泽东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作品赏析

  【注释】

  蝶恋花,是中国词牌的名称,分上下两阕,共六十个字,一般用来填写多愁善感和缠绵悱恻的内容。自宋代以来,产生了不少以《蝶恋花》为词牌的优美词章,像宋代柳永、苏轼、晏殊等人的《蝶恋花》,都是历代经久不衰的绝唱。还有以《蝶恋花》为名的电影和歌曲。

  ①李淑一:1901年出身在湖南的一个书香门第。入读福湘女中时,与杨开慧成为同窗好友。柳直荀与毛泽东则是在长沙读书时相识,并在共同从事革命活动中结为亲密战友。后来,在毛泽东的关心和帮助下,由杨开慧当“红娘”,1924年10月30日,柳直荀与李淑一结为伉俪。1927年5月21日(当晚长沙即发生了“马日事变”),柳直荀匆匆回家吃过饭后,告别妻子和一对儿女,赶到省农民协会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岂料这一别竟成永诀。李淑一后来以教书为生,抚育儿女。

  直到解放后,李淑一才知柳直荀早在23年前就死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手里。

  ②杨柳: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柳直荀,原名柳克明。1889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高桥镇中兰村。早年曾参加南昌起义,后随军南下广东。不久被党派往上海、天津等地从事秘密斗争,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和中央军委特派员。1930年4月,柳直荀受命到洪湖革命根据地工作,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军团前敌委员会委员兼红六军政委。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和前委委员。与贺龙、段德昌等同志率部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围攻,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31年6月,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成立,任特委书记兼房县县委书记。

  此后,先后受命组编红二十五师、鄂西北独立团、洪湖独立团,后合编为红八师,兼任政委,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1932年在肃反扩大化中因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被打成“改组派”,被撤销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1932年9月14日牺牲,时年34岁。1945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为柳直荀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③飏(yáng扬):飘扬。

  ④重霄九:九重霄,天的最高处。中国古代神话认为天有九重(在本文中为倒装句)。

  ⑤吴刚:神话中月亮里的一个仙人。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月亮里有一棵高五百丈的桂树,吴刚被罚到那里砍树。桂树随砍随合,所以吴刚永远砍不断。

  ⑥桂花酒:传说是仙人的饮料。

  ⑦嫦娥:神话中月亮上的仙女。据《淮南子·览冥训》,嫦娥(一作姮娥、恒娥)是后羿(yì异)的妻子,因为被迫吃了后羿从西王母那里求到的长生不死药而飞到月上。

  ⑧舒广袖:伸展宽大的袖子。

  ⑨ 伏虎:指革命胜利。

  ⑩舞、虎、雨:这三个韵脚字跟上文的“柳、九、有、酒、袖”不同韵。作者自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译文】

  我失去了深受自己宠爱的妻子杨开慧你失去了你的丈夫柳直荀, 杨柳二人的英魂轻轻飘向深广的长空。 试问吴刚天上有什么? 吴刚捧出了月宫特有的桂花酒。 寂寞的嫦娥也喜笑颜开,舒展起宽大的衣袖, 在万里青天为烈士的忠魂翩翩起舞。忽然听到凡间传来的捷报,两位烈士的忠魂激动泪流,天地有感而人间大雨倾盆。

  【题解】

  一九五七年春节,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谈她读了毛诗的感想,并附了一首她在三三年听到柳直荀牺牲时写的菩萨蛮。毛泽东五月十一日回信,“淑一同志:惠书收到了。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样。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下面为这首蝶恋花)”正式发表时,词题改为“赠李淑一”,后又改为“答李淑一”。

  李淑一词中有“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句,故此毛泽东上来就回答了烈士的去处的问题。

  【作法】

  这是毛词中唯一的上下阙不同韵的词。毛泽东宁愿转韵也要用蝶恋花这个词牌。

  【附】

  李淑一原词《菩萨蛮·惊梦》

  兰闺索莫翻身早,

  夜来触动离愁了。

  底事太难堪,

  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

  六载无消息。

  醒忆别伊时,

 

  满衫清泪滋。

篇三:红军肃反是毛指示的吗

毛泽东诗词

  共和国领袖、人民英雄伟人毛泽东不仅书法让人举世瞩目而且诗词气势磅礴,前无古人好诗如潮。下面和小编一起来欣赏下毛泽东诗词吧。更多毛泽东诗词相关内容请关注实用资料栏目!

  毛泽东诗词

  【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七律 和柳亚子先生】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七律 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长征诗词”:毛泽东诗词的巅峰

  纵观毛泽东伴随其漫长革命生涯的诗词创作历程,有两个高潮时期,前者在1935年前后的长征阶段,后者在1960年代的“反修”时期。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其诗词创作的主题,主要是“长征”(可以作为打天下、创业——反蒋、抗日、建国的代名词)和“反修”。出现这两个创作高潮期,正是艺术规律使然。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或上品,则集中出现在第一个高潮期,谓之“长征诗词”。

  毛泽东早期诗词,留存甚少,故难以评判。作者生前亲自编选和审订的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开卷《沁园春·长沙》作于1925年,出手不凡,诚如郭沫若所说:“与传世北国风光一阕可称双璧。”此后近十年间,亦有《菩萨蛮·黄鹤楼》《采桑子·重阳》等佳作问世,无疑为长征诗词的出彩作了必要的铺垫。

  关于长征诗词,作者在1958年12月下旬,对《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有这样的表述: 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 这段批注,写在1935年2月创作《忆秦娥·娄山关》的关头。1958年文物出版社的这个版本,将《十六字令三首》排列在《忆秦娥·娄山关》之后。实则这三首小令写于1935年前后,1963年的人民文学版和文物版,经由作者审订,作了调整。“以下诸篇”除包括《十六字令三首》的部分作品外,均指创作于1935年10月的《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在这千回百折而又柳暗花明的一年间,毛泽东写出了由这7篇作品组成的长征诗词,不但数量之丰空前,整体质量之高亦堪绝后。不夸张地说,“长征诗词”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

  诚如作者批注所提示的,长征诗词所蕴藉的情感色彩,以《忆秦娥·娄山关》为界,前者“沉郁”,后者“豁然开朗”。有学者称,《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诗词最好的几首作品之一。在所有作品中,作者对这首词解释得最为详细。此缘于当年文坛大佬郭沫若1962年5月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文中这样的一段文字: “西风烈”,不仅是自然界的西风,也隐喻着受着帝国主义支持的敌军力量的相对强大。在这时拂晓的长空中,有下弦的残月,天上有南飞的归雁,地上有长征的红军。马蹄声零碎,喇叭声呜咽,气氛是悲壮的。

  但到了遵义会议之后,在党和红军中树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的革命便来了一个转折点。《娄山关》这一首词就是遵义会议前后的革命气势的生动反映。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勇气重新迈上征途,尽管眼面前有多少道铁门关,也要雄赳赳气昂昂地超越过去。前途的障碍是很多的——“苍山如海”。流血的斗争是要继续的——“残阳如血”。但尽管这样,必然有胜利的明天。 要不是作者自己出来纠正,大都会认同郭沫若的这番诠释——既顾及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又切合景色描写的时令,更重要的是寓情于景的“巧妙的感情输入”(郭沫若语)。作者在审读郭沫若送呈的这篇万言长文时,删去了整整两段七八百字的释文,另以郭沫若的口吻写了一段五六百字的改文,明确指出,作品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第二次攻打娄山关的史实,而时令的描写则缘于“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日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

  郭沫若的解释之所以不尽契合作者的本意,除了对云贵川诸省冬令气象的特点不甚了然,最主要的是对长征的历史,尤其是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最高决策层之后的状况亦不甚了然有关。这似乎不宜苛求智者如郭沫若。关于长征的史实,尤其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成为军事决策者后所经历的种种艰难曲折,并非如当年所宣传的那般一帆风顺——内有对红军大踏步穿插的责难,甚至提出改变最高军事领导的动议;外有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并未跳出包围圈,乃至有强渡大渡河之前不无重蹈石达开覆辙之虞。身处这样的绝境,《娄山关》通篇所蕴藉的沉郁顿挫,确实达到了“一切景语皆情语”的浑然一体的境界。

  不用说整个上阕以西风凛冽、长空雁叫、马蹄声碎、喇叭声咽渲染沉郁的氛围,即令结穴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使读者有气象阔大的壮美之感的同时,不期然地引发吟诵“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连类感觉。然而毛泽东毕竟不同凡响,在这首为沉郁的韵致所浸润的短制中,仍然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轩昂与豪迈。

  作于1934年至1935年间的《十六字令三首》,虽未标题,然各首皆以“山”起句,直可视为咏山之杰作。郭沫若于此有精当的评论: 毛主席十六字令咏山三首,雄浑无极。第一首人山对立,第二首人山交感,第三首人山同化,擎天者山也,亦人也。(原文无标点,为笔者所加。)“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此之谓“人山对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此之谓“人山同化,擎天者山也,亦人也”。作为审美主体的作者,对审美客体的同一对象,由“对立”而转化为“同化”,正是由“沉郁” 而转为“豁然开朗”的写照。

  如果说这一组咏山之作因写作时间跨度之长而未标具体月份,那么作于1935年10月的《七律·长征》则由诗史般的概括而成为长征诗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尽管作者本人在多年后致诗友陈毅的信中谦逊地表示:“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这首七律无疑是毛泽东诗词中影响最为深广的代表作之一。“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在全部长征诗词中,这是唯一以“开颜”直抒“豁然开朗”心情的诗句。1936年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毛泽东在叙述长征经历时谈到此诗,通过《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的记载,世人方知这位红军领袖还是含英咀华的诗人;1962年4月20日,毛泽东以《长征诗一首》书赠即将离别的卫士长李银桥;1965年8月1日,这幅墨迹在《光明日报》头版以通栏刊出。

  也是在1935年10月,毛泽东追忆这年“夏日登岷山远望,群山飞舞,一片皆白”的情景,写下长征诗词中唯一的长调《念奴娇•昆仑》,以“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的奇特想象和磅礴气宇,致注家诸说纷纭,却未曾对结句“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有中肯之说。故作者不由得在批注中径直道明:“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常人确实难以揣度,一位刚刚率领部众脱出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险境的红军领袖,人不过万而枪械破敝,喘息未定,面对“横空出世”的“莽昆仑”,展示的居然是“胸怀世界,放眼全球”的襟抱。

  还是在这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打垮敌人的骑兵部队,胜利地越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最后一座高峰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作为长征诗词的压轴之作,“不到长城非好汉”已成为格言式的警句,不但为国人熟知,甚至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在去八达岭长城游览途中,也兴致勃勃地引用这一诗句。毛泽东本人对此词亦颇为自赏,与《七律·长征》一样,是最早写示民主人士而流传到当年国统区的少数几篇作品之一。1961年9月,藉董必武将赴宁夏祝贺回族自治区成立5周年之机,毛泽东重书此词。现留存的毛泽东诗词墨迹,此词仅次于《沁园春·雪》,有7幅之多。


 

  “生命不息,反修不止”

  也许是一种巧合,毛泽东再度书写并予刊布这首作于26年前的《清平乐•六盘山》的墨迹时,开始进入继“长征诗词”之后的又一个创作高潮期。1959年10月,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三度访华,在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中,激烈争执,不欢而散。自这年12月至1960年6月,毛泽东以《读报有感》为题,陆续写了四首七律,刺责这位被目为“背叛马列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头号代表。从此,“反修”成为毛泽东诗词的主题。

  《读报有感》4首表达了作者执意“反修”的激愤,大多诉诸直说,艺术上不甚讲求,甚至有的在格律上亦颇为粗疏。至第四首(以“托洛茨基返故居”起句)渐趋精致,然而作者不再藉此抒情言志了。在经过了大半年时间的蓄积之后,自1961年初春起,毛泽东在一年内创作了5首艺术上自我认可的诗词:《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答友人》。这些作品均收入经由作者亲自审定的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是毛泽东第一首公开发表的绝句。(此前,作者曾在1950年代中期写过几首看山观潮的绝句,生前未允发表。“文革”中亦未流传,由此可见,除了身边极个别工作人员,近乎秘不示人。)将其列为“反修诗词”,可参见郭沫若1964年4月撰写的六千字的诠释文章。郭文不但介绍了民兵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作用,还特意结合时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贬损民兵的“拜物教的逻辑”,颂扬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诗句所表达的审美观,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已难为当今世人认同。但如此晓畅上口的诗句,借助巧妙的修辞手法,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警句和格言。

  仍然是绝句的体式,也还是摄影的媒介引发的诗兴,1961年9月9日作《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这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经济形势,认为“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会议期间,江青为毛泽东拍摄了多幅照片。而今流传的以庐山为背景的毛泽东的照片,大多拍摄于这一时期。江青还拍摄了大量的庐山自然风光照片。这幅引发毛泽东诗兴的庐山仙人洞的彩照,诚如郭沫若所说,照片“没有显示出仙人洞本身,但风景是仙人洞附近的风景”,故“‘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所赞咏的明明不是洞,而是峰了”。托物言志,乃中国古典咏物诗词的惯常手法。

  联系到作者吟咏时的历史背景和心境,归之为“反修诗词”,大体不违作者本意。毛泽东在此前后,两次主持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评论苏共将于10月中下旬召开的二十二大拟通过的《苏共纲领草案》。刘少奇以“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概括赫鲁晓夫的路线,强调:“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套理论已经形成了。”这似乎是当年高层的共识。只是此诗毕竟未涉当年“反修”之事,可以独自构成一种艺术境界。“无限风光在险峰”已然成为又一格言式的诗句。作者在回答英译者的疑问时,明白无误地表示:“是云从容,不是松从容。”作者咏赞飞渡的乱云,而非一般读者以为的暮色苍茫中的劲松。(当年姚文元写的“反修”文章即以“劲松”为笔名。)这正用得上作者为郭沫若释文改写时的一句话:“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1961年10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以“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的诗句,在表达对唐僧极度憎恶的同时,高度赞扬“大圣毛”。(作者后来有意提示读者:“大圣毛”另有所指,这是利用姓氏的巧合而一语双关。)毛泽东有意藉此做成一篇“反修”的大文章。“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现实指向,呼之欲出。毛泽东毕竟是深谙韬略的政治家,在答复英译者时指出:“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严格地说,这是第一首完全意义上的“反修诗词”。董必武在读了郭毛唱和之后,也有和作,在“三打纵能装假死”句下,有这般注释:“布加勒斯特会上一打,莫斯科两党会谈二打,莫斯科八十一国党的会议上三打。”

  紧接着在12月间,毛泽东作《卜算子·咏梅》,在次年1月致康生的信中,称“近作咏梅词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虽然作者吟咏时意在“反修”,后人欣赏则完全可以从并不依附“反修”的艺术境界中领略美感。中国古典诗词中有关咏梅的作品不可胜数,作者小序云:“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陆游之作,本自名篇,境界亦自高远。毛泽东“反其意而用之”,另辟新境,可谓各极其妙。“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确实脱出了前人的窠臼。在笔者看来,此篇固系小令,实为毛泽东后期诗词创作中的精品。

  似乎在同一个月里,毛泽东还写了《七律·答友人》,也是毛泽东后期诗词创作中为数不多的上品。纵观全篇,“形象极其壮丽,声调极其和谐”(郭沫若语),用典剀切,对仗工稳,在其后期律诗中堪称翘楚。胡乔木认为,此诗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湖南的怀念和祝愿。这可算是逸出于“反修”洪波之外的一朵别样的浪花。

  1961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困难年头,这倒激发了毛泽东的艺术灵感,从而取得数量颇丰的创作成果,但从表现“反修”主题的全部历程来看,这仍然只是高潮到来前的铺垫。真正的高潮出现在1965年。在这之间的两三年里,毛泽东不间断地创作了纯以“反修”为主题的5首诗词。

  1962年:《七律·冬云》(12月26日),以写作的日期看,笔者称之为“自寿诗”。尾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既以梅花延续上年《卜算子·咏梅》所描绘的形象,又以苍蝇开启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比附。

  1963年:《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月9日),除了苍蝇,还有蚂蚁、蚍蜉,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结穴。此前半月以来,毛泽东屡屡书面指示在一线主持“反修”的同志,公开发表“反修”檄文,从而揭开了“反攻”的序幕。这年8月1日写《杂言诗·八连颂》,12月中下旬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表达的是“不怕帝,不怕贼”的敌忾,抒发的是“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殷忧。

  1964年春:《贺新郎·读史》,不夸张地说,正是其“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论述的诗化。

  1965年,毛泽东作出发动“文革”决定的一年。1月,制定“社教廿三条”,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理论,决定更换接班人;授意江青秘密组织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5月,重上井冈山——这是大决战前夜的心理淬火。用斯诺的话说,发动“文革”毕竟是毛“一生中最勇敢的决定”。

  毛泽东对井冈山情有独钟,此之谓“井冈山情结”。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残部上井冈山,开辟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毛泽东的业绩与声望同井冈山结为一体。没有井冈山就没有宝塔山,更没有西柏坡。1949年之后,高层每有重大纷争,毛泽东便以井冈山说事。1959年庐山会议,执意整肃彭德怀,强悍宣称:如不同意批彭,那就只有上山组织红军。1967年为反击“二月逆流”,让与会的叶群转告林彪,这次“文革”如失败,我和他再上井冈山。

  1965年5月22日至29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一个星期时间里,诗意澎湃,接连以长调写出3首反修诗词。5月25日,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几乎同时,又作《念奴娇·井冈山》。以同一题材,同一手法(上阕写景,下阕抒情),表达同一情志,且同为长调,这在其创作历程中是绝无仅有的。试比较两词的下阕: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念奴娇·井冈山》

  “弹指”“风雷”,相同的用词,一再要表达的是“可下五洋捉鳖”“万怪烟消云落”的“谈笑”和“豪情”。作者对这两首词采取了迥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前者在写作之初即通过胡乔木让郭沫若等人提供修改意见,并于当年9月通过书信写示邓颖超,故虽未公表,其实已在高层传布,“文革”中得以广泛传抄。后者则秘不示人,直至作者去世10周年时,方收入由胡乔木主持编辑的《毛泽东诗词选》,遂为世人知晓。

  究其原委,艺术水准的高下自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前者以“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开篇,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结穴,登山贯穿全篇,由此生发意兴,可谓浑然一体。结句改铸民间俗语,形成与全篇谐协的格言式诗句,具韵外之致。后者则较为普泛。作为追求诗味的政治家诗人,“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艺术感觉一向明敏。另一个重要因素恐怕与主题表达显隐有关。前者虽有“可下五洋捉鳖”这般豪气,毕竟承袭上句“可上九天揽月”而来,因登山而“可上”较为自然。后者则不然,结句“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虽以借用李贺的“雄鸡一声天下白”而非诉诸直说,但熟知毛泽东诗词的读者自然明白,此“一声鸡唱(天下白)”非复当年与柳亚子唱和时扫却“百年魔怪”的心情,故“万怪烟消云落”之憧憬当另有所指。

  天机不可泄露,“二次革命”的战略决策要到一年之后方渐次透露。1966年5月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以“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隐隐透露,以致后来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刘少奇还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标志着揭开“文革”大幕的“纲领性文件”;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至此,国人方明白“文革”的“大方向”。

  专家揣测,作者先写《水调歌头》,意犹未尽,再以《念奴娇》抒未竟之意。1963年,毛泽东接康生录呈的郭沫若的《满江红·元旦书怀》,其中“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甚惬其意。今由反“外修”而转入反“内修”, “一声鸡唱”的意境正是憧憬“万怪烟消云落”的绝好写照。据汪东兴日记透露,在写作《水调歌头》的几天里,毛泽东每天必读由专机送达的各类文件和材料,对其中一则予以极大关注:半年前下台的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近期两次公开露面。毛泽东在赫氏下台后不久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警惕地指出:“他的阴魂还不会就散,喜欢他的人肯定还有。”赫氏的这一新动向竟又引发毛泽东刺责这位被目为“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人物的诗兴。这已不再是5年前“读报诗”的诉诸直说,而是化用庄子《逍遥游》的当代寓言: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三家条约”“土豆烧牛肉”均有赫氏主政期间之本事,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无须诠释。结句实在是出离愤怒的惊人之笔。以为诗之道论之,固惊世骇俗,却难以恭维。鲁迅曾云,感情正烈时,不宜为诗,此或近之。因着整体的艺术构思,毛泽东还是颇为看重这首长调,填写之初,即连同《水调歌头》商请郭沫若等人提供修改意见。这年7月下旬,郭沫若在致胡乔木的信中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其中有的为作者吸收。

  例如,结句原为“牛皮葱炸,从此不知下落”,郭沫若觉得“太露了,麻雀是有下落还露过两次面”,孰料作者竟以“不须放屁”取代,这恐怕大出郭沫若的意料了。这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作了一系列布置之后,由杭州转赴南昌,正当73岁生日之际,诗兴未减,又赋《七律·洪都》,其中“闻鸡久听南天雨”承袭重上井冈山时“一声鸡唱”的憧憬,而“鬓雪飞来成废料”则表露进入晚境时的焦灼。这年年初,在与斯诺谈话时,72岁的毛泽东说自己快要去见上帝了。这固然有迷惑敌手的用意,多少也是时不我待的真性情的表露。

  郭沫若在7月下旬致胡乔木的信中建议尽早发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与《念奴娇·鸟儿问答》。毛泽东自有对发表时机的把握。1975年岁末,作者将这两首创作于10年前的作品送登行将复刊的《诗刊》。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刊登《词二首》,中央两报一刊发表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元旦社论,称颂这两首词描绘了国内外“天地翻覆”“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歌颂了革命人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勇气概,揭示了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的历史规律。毛泽东在“文革”已临强弩之末的时刻发表旨在“反修”的《词二首》,显然是表达了“生命不息,反修不止”的执着意念。


 

  “反修诗词”创作:是高潮而非高峰

  遥想30年前,毛泽东在翻越岷山之后的10月间,连续写出《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也许还包括《十六字令三首》中的“其三”);30年后的5月间,毛泽东忧思难忘,又连续写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稍后还赋有《七律·洪都》)。这是毛泽东诗词创作历程中的两次高潮。30年间,历史仿佛走了一个轮回。然而,这两次高潮形肖而实异。

  首先,长征诗词所表现的长征这一历史事件,其蕴藉的精神已成为人类为追求正义而勇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所创造的奇迹而长垂史册,作为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艺术写照,长征诗词亦将传世。“反修”这一20世纪中叶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式微,已成为人类为激进主义思潮裹挟所作失败尝试的一个插曲。“反修”诗词确是毛泽东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者晚年心路历程的写照,对于研究这位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人物具有无可替代的“以诗证史”的价值。然而,从总体上看,其精神内涵无法与长征诗词相提并论,更无所谓双峰并峙。以长征诗词为标杆,确是“一览众山小”。

  其次,“长征诗词”以山为意象,各极其妙,堪称表现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诗史,几乎篇篇皆是精品。“反修”诗词则不然,历经时间既长,数量亦多,虽间有上品(如《卜算子·咏梅》,作者虽自称意在“反修”,然形象大于思想),水平参差,远非前者之稳定可比。作者在编辑自选集时,摒除“读报诗”4首,仍有多篇因艺术水准而无意公表。作者的自我感觉与作品的实际是相吻合的。称之为高潮,主要是从创作数量着眼,高潮而非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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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红军肃反是毛指示的吗

毛泽东诗词:念奴娇·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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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通过对雨中北戴河景象的描绘和对魏武帝的追忆,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历史的进步,赞颂了新中国万象更新的大好形势。作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毛泽东诗词:念奴娇·昆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写作技巧请继续关注我们的作文栏目。

  原文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注释

  1、昆仑:昆仑,即昆仑山,又称昆仑虚、昆仑丘或玉山。地理观念上的昆仑山,指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间,伸延至青海境内,全长约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6000米。古代神话的西方昆仑,是汉以前地理上的昆仑一名与传说中昆仑的结合。作者自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

  2、横空出世:横空,横在空中;出世,超出人世。形容山的高大和险峻。

  3、莽:莽莽,状高大。《小尔雅》:莽,大也。后世引申有鲁莽、莽撞、猛健诸义。

  4、阅尽人间春色:阅尽,看足、看尽、看遍。人间春色,不止指大地春光,而且指人世衰盛。

  5、飞起玉龙三百万:玉龙,白色的龙;三百万是形容其多。这里是说终年积雪的昆仑山脉蜿蜒不绝,好像无数的白龙正在空中飞舞。(按:作者原注中的“前人”指北宋张元。张元句,始见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原作“战死玉龙三十万,败鳞风卷满天飞”。以后有关记载渐有出入。南宋魏庆之辑《诗人玉屑·知音》姚嗣宗条作“战退《旧时通行本作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似为作者原注所据。“当年孙行者过此”,是当地居民传说《西游记》里的故事。)作者自注:“宋人咏雪诗云:“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昆仑各脉之雪,积世不灭,登高远望,白龙万千,纵横飞舞,并非败鳞残甲。夏日部分消溶,危害中国,好看不好吃,试为评之。”

  6、搅得:闹得、搞得。今语的“搞”,早期白话作品中都作“搅”。

  7、周天寒彻:满天冷透。

  8、消熔:积雪消融、融化。

  9、江河横溢:长江黄河都发源于昆仑山脉,所以昆仑山积雪消融,江河水量大增,都会泛滥起来。

  10、横溢:就是横流,即泛滥。

  11、人或为鱼鳖:江河横滥,洪水成灾,人也许为鱼鳖所食。《左传·昭公元年》:“微(没有)禹,吾其鱼乎!”

  12、千秋:千年。

  13、功罪:几千年来昆仑山给长江黄河输送的水源给人民带来了许多好处,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这是功;造成洪水泛滥,因而给人民带来灾祸,这是罪。在这里,罪是实写,功是虚写。

  14、谁人:何人。

  15、曾与:曾给、曾为。《诗词曲语词汇释》:“与,为也,给也。”。

  16、评说:评论、评议。

  17、安得:怎得、哪得。

  18、倚天抽宝剑:传楚宋玉作《大言赋》:“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倚天,形容宝剑极长和带剑的人极高大。

  19、遗(wèi):赠与。

  20、还东国:首次发表时原作“留中国”,一九六三年版《毛主席诗词》改为“还东国”。

  21、环球:一作寰球,整个地球。

  译文

  破空而出了,莽莽昆仑山,你已看遍人世间的春秋风云。你雪山般的身躯飞舞起千百万冰棱,满天被你搅得寒入骨髓。夏天你的冰雪在溶化,江河纵横流淌,有些人或许葬于鱼腹。你的千年功过是非,究竟何人曾予以评说?

  今天我要来谈一谈昆仑:不要你如此高峻,也不要你这么多的雪花。怎样才能背靠青天抽出宝剑,把你斩为三片呢?一片送给欧洲,一片赠予美洲,一片留给日本。在这和平世界里,整个地球将像这样感受到热烈与凉爽。

  《念奴娇·昆仑》毛泽东作于1935年冬天。中央红军走完了长征最后一段行程,即将到达陕北,毛泽东登上岷山峰顶,远望青海一带苍茫的昆仑山脉有感而作。这首诗毛泽东成功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好使“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赏析【一】

  到达延安之后,毛泽东诗性大发,一口气写了好几首诗。《念奴娇·昆仑》作于1935年的10月,跟《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几乎同一时间。根据毛泽东1958年的注,可以看出这首词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

  上阕都是“横空出世”的大胆想象。“横空出世,莽昆仑”,说的是岷山,昆仑山的中支,如毛泽东原注中说“夏日登岷山远望,群山飞舞,一片皆白”。夏日登山,能够看到山峰上的雪本来就是让人激动的一件事情。这个“昆仑”在诗词里代表什么意象呢?有人说是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我想毛泽东在写作上阕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动机的。当时,一个没有见过雪山的诗人毛泽东看到这莽莽昆仑,皑皑白雪,怎么能不激起无穷的想象?站在高峰,把周围雪线上的山峰想象成条条飞舞的巨龙是典型的毛泽东式的大胆而又新奇的想象。然后,毛泽东继续想象了下去。到了夏天,积雪消融后就会变成滚滚洪流冲下山来,但决不至于到“人或为鱼鳖”的程度。红军长征翻越雪山的时候,正是盛夏,积雪融化大概并没有造成水灾。而毛泽东说“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就很奇怪了,即使“玉龙”变成了危害人民的洪水,也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是人力使然,何来的“功罪”呢?有一种解释是昆仑山有功罪,让人评说。巍峨屹立的山脉有什么主观的动机呢?似乎不通。我想,是毛泽东自己已经把主观意志不自觉地渗透到了这种想象当中去,那么他自己就成为了这莽莽天地中的一分子,觉得自己能够像“横空出世”的昆仑群山一样强大,甚至和它们有了一定的关联,人的力量可以使“周天寒彻”,也可以使“江河横溢”,这样才能说是有功或者是有罪。

  下阕是更加新奇有趣的设想和议论。“我”既然可以这么强大了,自然可以跟昆仑对话:你不须要这么高,也没必要积这么多雪。何时可得倚天宝剑,将昆仑山平均切成三段,分给欧洲、美国和日本。这样的话,全球都太平了。这段想象很能代表毛泽东的后期思想,就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和团结。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毛泽东渴望拥有对整个世界的发言权,身在陕北一隅却有着对“全人类的使命感”,并且有着改造世界的理想和抱负。这种想法放在新中国建立的十年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一度比较强大,还能够解释得通。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两万多人疲惫不堪地到达陕北,西北有马步芳的骑兵,北面有西北军,东面有张学良的东北军,革命的形势可以说是危如累卵,不说掌握中国的命运,连能否自保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他居然能够有“环球同此凉热”的雄心壮志,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了日后的胜利,而他脑海中经常闪现出的“不合时宜”的想法,正好说明了他精神的强大。

  诚然,毛泽东豪迈的胸襟和奇崛的想象都是出色的。但是豪迈的英雄主义气质并不代表能够把词写好。在这首词的上半阕里,“横空出世”的“玉龙”具有巨大的神话色彩和悲怆感,让人感到坚韧不拔的生命力的巨大震撼。

赏析【二】

  这是一首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高度融合的光辉诗篇。本诗艺术特点,主要是对昆仑拟人化,用豪放的语言,丰富的想象来描绘其景象,并借以抒发诗人的理想。

  词的上阕就把昆仑拟人化并加以描绘,且评价它对人民的功罪。开头三句:“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写昆仑横亘在天地之间,形势之大,海拔之高,以及阅历之深。它莽莽苍苍,高耸人云,就像巨人那样,雄踞一方,昂首天外,俯瞰世界,在几十万年里,阅尽人间春色,历尽人间沧桑。大笔一挥,寥寥数语,就从空间、时间两方面使我们全视昆仑之巍峨全貌,可见作者下笔如有神。“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着力写昆仑之寒。诗人在这里活用典故,用来形容群山飞舞,一片洁白的景象。其中蕴含着昆仑本是火焰山,当年孙悟空过此,借用铁扇公主的芭蕉扇灭了火,所以变成银色世界的神话故事。这故事包含着改造自然和世界的远大理想,显示出中国人民是有志气有能力改变这一切的。“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具体形象地描绘了昆仑之雪溶化后,洪水泛滥,无数劳动人民因此家破人亡,葬身鱼腹的景象。“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从古至今,有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昆仑的功罪,给予过评价呢?有谁曾想到要改造它呢?诗人这一发问,力拔千钧,是对整个旧时代的判决,同时宣告这样伟大的历史使命已经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

  下阕中,诗人以高大的形象、豁达的胸怀回答上阕结尾提出的问题:“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抒发了诗人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支援世界民族主义革命的伟大理想。“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形象地表达了国际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设想大胆新奇,生动逼真。

  另外,这首词寓意深刻,耐人寻味。写的是昆仑的功罪,而对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还要把它“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使得“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一议论,读者会悟出诗人自注的“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的深刻含义。读诗,要结合当时历史条件思考联想才能理解、掌握其中的真谛。

赏析【三】

  《念奴娇•昆仑》的主题是什么?它的丰富性可能会使细心的读者应接不暇,而又扑朔迷离。严格地说这是一首十分复杂的诗,诗人的胸怀在这首诗中不仅仅是容纳了祖国河山,而且容纳了整个人类世界,即气魄之大仅祖国山川已不能容纳,它必向外奔溢,穷尽八荒,涵盖环宇。那么我们在此再追问一句,它的主题到底是什么?作者已在1958年12月21日为这首诗的批注中向我们揭开了谜底:“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接着作者继续批注道:“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

  我想读者在读到“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时,一定要问毛主席为什么要把昆仑一分为三赠予英、美、日呢?根据作者的解释是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循着这一思路向前,就会豁然开朗了。

  纵观毛主席的一生从来都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不屑于一寸一地之得失,他输得起也赢得起。他胸怀世界的抱负是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的,他读过世界上众多英雄的传记并以此激励自己的壮志。他在长沙还是一英俊书生时就指点祖国江山,创办新民学会及稍后的《湘江评论》。青春时的抱负随着岁月的流逝没有丝毫减退,反而越来越高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1935年10月,借昆仑山为着眼点或壮志之出发点,一举表达了他对于全世界的义务、责任及抱负,这一切都是很具体的,说到底就是要把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而且要铺开到世界的每个一角落,形成燎原之势,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毛主席对于世界革命的整套思想体系露出了最初的光芒,从这一天开始,直到后来他提出了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学说,在最大范围内团结了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革命同志,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为此,“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即是把中国革命的经验以及毛泽东思想传送给他们,而不是真的把昆仑砍成三段送给他们。

  前面谈了此诗的思想境界之美,这里转谈一下此诗的艺术之美。

  因为我们知道如此复杂的主题本身要表达清楚已不容易,而且要同艺术相结合就更非易事了,但天公(即昆仑)出来帮忙了,诗人“横空出世”般的胜任了。

  诗之上半阕写昆仑山之壮丽从冬天一直写到夏日,冬天的酷寒、夏天的水祸,功过是非,谁曾评说。诗人在此以昆仑象征祖国,并站在一个高度评说祖国几千年历史的功过是非。气势流畅,有一泄千里之感,从大象入物,又有细节描绘,“飞起玉龙三百万”化用前人“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二句,正如作者所说借此一句来形容雪山。此句用得灵妙自然、恰切精当。再有“人或为鱼鳖”一句,意象突兀,如超现实主义诗歌中的奇异比喻,指夏日从此昆仑横流下来的江河湖水已泛滥成灾,加害于人,同时又暗指中国旧社会的黑暗之云。然后破空斗胆一句提问:“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下半阕,诗人挺身而出,直面昆仑道,今天我要来谈一谈你了,这高度,这大雪都不需太多。“这高”、“这多雪”中的“这”字用得简省好看,显得诗人内心笃定大气,仅两个“不要”就解决了。接着是“安得倚天抽宝剑”一句,令人联想到稼轩的《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中二句“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以及李白《临江王节士歌》中二句:“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甚至还令笔者想到金庸一部武侠小说的名字《倚天屠龙记》。而诗人毛泽东不正是在1935年10月倚天拔剑斩玉龙吗?

  最后二行带有预言性质,在未来的和平世界里,全人类将共享一个冷暖适应的气候,这是字面之意,但它的潜在之意是诗人坚信他所捍卫及奉行的理想属大道中正,必将普行于全人类。这理想是世界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彻底埋葬帝国主义。

  最后一行的“凉热”二字极富诗意,前者清凉后者热烈,放在一块加以辩证综合就调出一个恰切的温度,另外,这二字的象征意义也极为精蕴,含而不露,辗转达意,却又一语中的,最后应了作者自己所层层推出的主题:反对帝国主义而不是别的。

  这首词里,毛成功地表达了他的思想,他把昆仑裁为三截后,“一截遗欧,一截赠美”,好使“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读者立即知道这是“大同”理想;联系到他的事业,这大同理想还不是《礼记》里幻想的那种,而是马克思设计的那种。当然,马克思得以在中国传播、托根,很可能与《礼记》那个古老理想深入民族心灵有关,康有为曾依傍那个理想,直到近来讲“小康”,名字还从《礼记》那段里摘出来的。叫人惊异这个以流变不居著名的世界上,会有那样顽固的继承性;我也隐隐由此想到,一个学说在民众间的传播,往往不在于它论证得使人信服,而别有更深微幽隐的因素,任何时代,群众都没有从学理上了解过自己所信奉的理论。当然,词不是政治学说的论文,它也不可能向我们介绍大同理想的细节,所以,通过昆仑这个意象传达的大同理想,其实还是个两面派、具有兼容性,既适合《礼记》那个本土的型号,也适合马克思那个舶来的型号。我们得参照作者的平生、思想,才能给这个理想贴上特别的标签——这是文艺写作天生具有含糊性、作者的限制不可能天网恢恢的一个例子,同时也是读者具有理解主动性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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